1941年，一个男孩在上厕所时，发现墙缝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，他用手把泥巴刮开，竟然发现了一个油布包，当他打开包裹时，里面的东西让他既害怕又愤怒。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，有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油布包。它静静躺在防弹玻璃展柜中，隔绝了外界的喧嚣。 可就是这个包裹，曾经被深藏于寺庙墙缝，又被秘密转移到佛像底座，最终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“京字第一号”铁证，甚至在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这本斑驳的相册，封面手绘的血刀图案虽已褪色，却依然刺眼。 故事要从1937年12月的南京说起。那时的南京城，枪声和哭喊声盖过了一切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。城里有个叫罗瑾的15岁少年，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。他的工作本是冲洗些家长里短的照片，可几个日本兵的闯入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 他们得意洋洋地丢下两卷“樱花牌”胶卷，要求冲洗。大概他们也想不到，自己炫耀“战功”的工具，转眼就会变成审判自己的铁证。 暗房里，随着影像在药水中一点点浮现，罗瑾的胃也跟着翻江倒海。照片上不是什么战地风光，而是日军屠杀平民、奸淫妇女的场面。强忍着恐惧和恶心，这个少年做了一个决定：他要偷偷多印一套。 他挑出其中最清晰的16张，做成一本小相册，封面上画了一把滴血的刺刀和一颗流血的心，重重写下一个“耻”字。这本相册，就这么被他藏在了床板底下，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秘密。 这样的秘密藏不了太久。1941年，汪伪政府的警卫旅进驻毗卢寺，在城里大搞清查。罗瑾心里发毛，觉得床板底下再也不安全。他用油布把相册裹得严严实实，趁着夜色摸到毗卢寺后院的厕所，把它塞进墙缝，又用新泥糊好。 几天后，他提心吊胆地回去查看，却发现墙缝空了，相册不翼而飞。罗瑾当时吓得魂飞魄散，以为是东窗事发，连夜逃回了福建老家。在他看来，这本用命换来的相册，就这么没了，可他不知道，就在他绝望离开的同时，另一双手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使命。 一个叫吴连凯（后改名吴璇）的青年正在这里参加汪伪政府的通讯集训。他在后院厕所方便时，无意中发现了墙上那块新抹的泥巴。 出于好奇，他抠开了泥块，那个油布包就掉了出来。打开相册的一瞬间，吴璇也被里面的画面惊得说不出话。他立刻明白，这东西是日军暴行的铁证，必须保护好。 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难如登天。集训队里，日本教官和特务的眼睛无处不在，私藏这玩意儿，跟玩火没什么两样。吴璇想来想去，把目光投向了大殿里那尊金身弥勒佛像。 在一个深夜，他利用站岗的机会，悄悄将相册藏进了佛像的底座。此后的几年，吴璇就守着这个秘密，佛像底座下的相册，成了他心头最大的牵挂。 直到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。南京军事法庭成立，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日军罪证。吴璇毫不犹豫，将这本守护了多年的相册交了出去。经过鉴定，法庭确认照片真实有效，并将其列为“京字第一号”证据。 在审判谷寿夫等战犯时，这些照片成了无法辩驳的铁证，将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送上了断头台。而在相册的最后一页，人们发现了罗瑾当年用铅笔写下的一行字：“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是一个中国人留下的。” 罗瑾和吴璇，两个此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，因为这本相册，在法庭的走廊上有过一次短暂的交集。他们没有说太多话，只是紧紧握了握手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直到1995年，抗战胜利50周年，两位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才再次重逢。 此时的罗瑾，右耳因当年被日本兵殴打早已失聪；吴璇的背也驼了。面对这本相册的复印件，他们一页页地烧给逝去的同胞，算是迟到了几十年的告慰。 有人问他们当年怕不怕。罗瑾坦言，怎么可能不怕，但留下证据，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血债血偿。吴璇也说，怕是肯定的，但有些事必须有人做，如果证据没了，那些人就真的白死了。 2014年，首个国家公祭日，两人的后代将这本相册原件正式捐赠给纪念馆。如今，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展柜旁的说明牌上写着：“由普通市民罗瑾、吴璇冒死保存”。 每天，无数参观者在它面前驻足，有人鞠躬，甚至有日本老人来到这里深深鞠躬，承认只有正视历史，才能避免悲剧重演。 在当年的那起“南京大屠杀”中，短短的六周时间内，有30万的军民命丧在了日寇的屠刀之下，如此暴烈的恶行，放眼整个人类的历史，也是绝无仅有的，我们也要永远牢记这段悲痛的历史，发奋自强，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，壮大自己的力量，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。 信源：抗日战争纪念网2020.5.20一本滴血的相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