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，女知青王萍正在田地干活，林场工人刘大军过来找她：“我昨天抓了一只野兔，喊了很多人去吃，你也去我家吃饭吧！”王萍不好意思推辞就去了，可她脱下鞋坐上炕才发现，客人只有她自己，当她准备走时，鞋子却找不到了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为了促发展，好多城市的学生都自愿加入知青的队伍，下乡插队。 ·而女知青王萍就是其中的一员。 她不是东北人，是响应号召建设祖国的号召，从繁华的大上海一路北上来到林场插队的。 那年她才十七岁，便偷偷报了名，临行前只给家里留了封信。 父母看到信生气极了，可事已至此，只能反复叮嘱她照顾好自己。 王萍也是倔脾气，认准的路绝不回头。 然而，当她来到永庆小林场时，放眼望去只有山和望不到边的树林。 住的十分简陋，只有透风漏雨的房，夏天蚊虫肆虐，冬天更是酷寒难耐。 最让人害怕的是无处不在的野生动物威胁。 野猪、蛇，还有狼。 老工友们常常讲起谁谁谁在山里遭遇野兽惊险脱身的故事，王萍起初听得将信将疑。 直到有一天，现实狠狠地给了她一个教训。 那天收工稍晚，王萍发现自己把外套落在了地里。 眼看天色黑了，她心里发怵，但衣服不能不拿，只好硬着头皮一个人往回赶。 山林里又黑又静一个人都没有，她不停安慰自己：“没事的，拿到衣服就回！” 结果，刚找到外套要走，背后一头狼正盯着她！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工友刘大军出现了。 他一把拽住王萍的手腕，压低声音让她别出声，两人就这么心惊胆战地一步步挪出那片危险区域。 脱险后，王萍双腿一软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：“刘大哥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这条命就交代了！” 刘大军笑笑，那一刻，刘大军在王萍心中成了真正的英雄。 从那天起，刘大军对王萍的“照顾”明显多了起来。 挖沟渠时，他顺手就递过来锄头，王萍累得口干舌燥时，总有装着水的搪瓷缸送到面前。 在这异常艰苦的林场生活里，一个异性的嘘寒问暖像是一缕暖风，让独自在外的王萍倍感温暖。 她觉得刘大军是个实在人，说话也不拐弯抹角，渐渐放下了戒备心。 可她哪里知道，这些举手之劳背后是一颗险恶的用心。 那个冬天的傍晚，被邀请来吃的野兔肉汤没能带来温暖，反而成了噩梦的开端。 屋里当王萍发现自己的棉鞋“失踪”时，她四处找寻。 刘大军非但不帮忙，反而反手将门闩插上：“还找鞋？别费劲了，以后就找我吧！” 他猛地扑上来，将王萍死死按在炕上。 王萍惊恐地挣扎叫喊，威胁要去找大队长。 刘大军却恶狠狠地恐吓她，说这事要是闹出去，她的名声就毁了，在农场都待不下去，更别提回城，没人会要她这样“不清白”的姑娘。 在刘大军的威逼之下，王萍被迫妥协了。 不久之后，一场极其简陋的婚礼在林场举行，王萍成了刘大军的妻子。 然而，这张婚书不仅没能带来庇护，反而开启了王萍长达数年的炼狱生活。 婚后的刘大军露出了狰狞的本性，他得意地炫耀：“真以为我看上你了？不过就是贪你这张细皮嫩肉的城里脸蛋！” 他把王萍当成了免费的苦力和发泄的对象。 家务活全推给她，自己则整日酗酒和赌博。 稍有不顺心，轻则破口大骂，重则拳脚相加。 王萍白天要承担林场劳动，晚上还要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，身心俱疲。 王萍不是没想过逃跑。 可这茫茫林海、偏远苦寒之地，几百里荒无人烟，没有证明寸步难行。 刘大军又盯得紧，她根本找不到机会。 最终，一次探亲假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。 王萍终于有机会回到上海家中，看着日思夜念的父母，所有的委屈和痛苦再也抑制不住，她抱着家人痛哭流涕，讲出了这几年的地狱遭遇。 家人震惊又心痛，立刻带她找到了当地的妇联寻求帮助。 妇联的工作人员仔细倾听了她泣不成声的控诉，立即行动。 她们联系了东北当地的相关部门，全力协助王萍办理离婚事宜。 这过程并不顺利，但依靠着妇联的坚定支持和法律的力量，经过大半年，王萍终于拿到了一纸解除了那段强迫婚姻的离婚证明。 王萍几乎是逃离了那片给她留下无数伤痛的林场。 她回到了上海老家，再也没有踏足过东北。 多年后，她在一个小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日子清贫但安稳。 但那段惨痛教训让她明白了，女人必须自立自强，将安全和希望寄托于他人，尤其是包藏祸心的所谓“善意”，无异于引狼入室。 王萍的遭遇，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无数下乡女知青可能遭遇的苦难缩影之一。 偏远之地缺乏有效监督，信息闭塞，个体力量微弱，人性之恶便有了滋长的空间。 刘大军这种人，正是利用环境的偏远和姑娘们初来乍到的懵懂与孤立，伪装热情，编织陷阱。 王萍最终得以挣脱，依靠的是家人的支持与组织的力量。 她的故事沉重地提醒着后人，面对欺凌和不公，鼓起勇气向可靠的人或组织寻求帮助，才是走出黑暗、保护自己的真正出路。 主要信源：（中国青年报《知青口述史——苦难与救赎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