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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大猛将成名之战，韩先楚成功入选，皮定均属于是战如其名“1951年初冬的列车上，一名复员干部叹了口气：‘要不是韩先楚那一穿插，咱们今天恐怕坐不上这趟车。’”一句随口而出的感慨，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到那场硝烟弥漫的年代。胜利的光环往往照在统帅身上，然而在连天炮火背后，还有一批勇猛而诡谲的指挥官，他们用一次又一次漂亮得手的战斗，为整场战争奠定胜局。十位猛将的名字，看似零散，却几乎串起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完整时间轴。1946年六月夜幕，中原大地一片闷雷。国民党刘峙调集三十万大军合围中原，想一口吞下李先念、王震部队。危急关头，皮定均奉命带一个旅断后。他没有硬拼，而是分散成百余股小分队，白天潜伏、夜里快袭，足足拖了整整十八天。主力安全突围后，这支孤军又从敌缝里挤出一条生路。同行者至今感慨：“皮旅长那招猫爪子功，挠得敌人心里发毛。”中原突围，自此与皮定均并名，属于典型的“战如其名”。一年之后，1947年五月，蒙蒙细雨掩住鲁南群山。华东野战军对阵号称“王牌中的王牌”的整编七十四师。王必成率队夜攀孟良崮，攻心战术先撕开缺口，再把山头变成近身格斗场。张灵甫被击毙，七十四师全军覆没。前线电报只有一句：“王部已达崮顶。”短短七字，标注了一位虎将的成名门票。紧跟着的1948年九月，济南外城炮声不断。许世友指挥九个纵队从东南西北多点渗透，仅八昼夜便夺下这座号称“固若金汤”的重城。敌守军两万余人，有人妄图从城墙缝隙撤退，结果被许部预伏火力乱枪截断。济南战役成为我军首次强攻大城市并全歼守敌的范例，从此“济南攻坚”几乎等同许世友。辽沈决战同样在这一年爆发。九月下旬，秦皇岛通向锦州的要道塔山被敌军死死咬住，攻锦州的全部希望都绑在这一个山头。吴克华在塔山布下纵深火网，三十天之内顶住海陆空立体轰炸，战例至今写进多所军校教材。“塔山不失，锦州必克”成为辽沈胜负手，也让吴克华赢得塔山名将的称号。辽西黑山阻击战紧接而来，1948年十月初，梁兴初仅以一个师挡住廖耀湘九个师的突围，硬是拖到东野主力合围。敌军炮火把山包削矮了一米，梁兴初却守到最后一人最后一颗子弹。黑山阻击成功，辽沈大局定型，梁兴初自此被友军称作“拼命三郎”，西方舆论也第一次注意到这位“东方的罗马人”。同月中旬，北宁线靠山屯战斗爆发。钟伟明知林彪“不准生事”，仍抢占有利地形突袭敌运输线。三昼夜后，敌军两个团全线溃退，二十余列军列被截获。战后林彪见他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违令也得给个司令干干。”钟伟当即升任十二纵司令员。靠山屯虽是小仗，却在东野内部流传至今，成为部队敢拼敢创的教材。与东北炮火同时喷薄的，还有华中襄、樊两座古城。1948年年底，王近山率二纵穿插鄂西北，奔袭百余公里，一天连克八县。待敌军反应过来，襄樊外围已被割裂；再想收缩，后路又被王近山掐得死死。襄樊战役之后，这位“王疯子”在部队的威名与日俱涨，连友军都说他“行踪比电报还快”。战火并未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熄灭。1950年三月，李作鹏指挥四十三军跨海渡琼。船只简陋，敌机昼夜扫射，他索性把海上分段运输变成近岸夜渡，“白天藏滩涂，晚上甩大网”。三天后，东野主力在琼北登陆成功，海南岛守敌土崩瓦解。这是我军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海上登陆作战，李作鹏凭此进入大规模海战研究的序列。同年十一月，鸭绿江已被寒风封冻。韩先楚率四十军参加第二次战役，说穿插就穿插，一夜深入敌后七十余公里，将美军骑一师和南韩七师切成两段。次日清晨，他的电话接入志司：“敌骑兵第八团已成包饺子，是否可加佐料？”彭德怀哈哈大笑。德川、宁远地区敌军覆灭，第二次战役胜局就此锁定。1952年十月，上甘岭的群山响彻震耳欲聋的轰鸣。秦基伟以“坑道—小分队—反冲击”三板斧坚守三十四天，对手投弹量接近二战诺曼底水平，却始终无法跨越不足五平方公里的阵地。一次夜里，秦基伟巡视坑道，战士递给他仅剩半壶凉水，他摆摆手：“留给火线兄弟，我不能多喝。”战后各国军事刊物密集研究此役，秦基伟之名被写进参谋学院案例。这十场战斗横跨中原、华东、东北、海南、朝鲜两线，时间自1946延伸至1952。倘若把地点标在地图上，会发现它们像一把弯刀，自中原一路劈向东海，再从鸭绿江倒卷回来。刀锋所及，正是新中国诞生前后最险峻、最关键的关口。猛将之“猛”不只在敢冲锋，更在擅选时机、敢担风险。他们有的违令突袭，有的死守到底，有的长途奔袭；手法各异，却均以胜利为唯一尺度。遗憾的是，时过境迁，许多名字被重叠的光环遮住。研究那段历史，如果忽略这些大胆而精细的操作，就难以解释某些战役为何突然失衡，亦难以理解战略决策的底气源自何处。

陈毅为什么是元帅？一.陈入伍早，早到巴黎时，之后赶上南昌起义，随后成为井岗三巨头。又有“九月来信”之功，己经确立心腹地位。二.立下大功是在新四军时期，坚定执行胡服东进北上政策。陈毅1901年出生在四川乐至县，家里不算富裕，但父母让他从小念书。五岁进私塾，九岁上小学，1916年考上成都甲种工业学校。那时候，五四运动闹得沸沸扬扬，1919年他响应号召，加入勤工俭学队伍，坐船去了法国巴黎。在那儿，他一边打工一边学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，还认识了周恩来、蔡和森这些人。1920年他加入工学世界社，次年参加拒款运动，因为抗议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国。回国后，1923年11月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中法大学支部书记。从这儿开始，他的路就转向革命了。1926年他参与泸顺起义，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，他从武汉赶过去，加入起义军，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。起义军南下失败后，他帮朱德整编部队，转战闽粤赣湘边界。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，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，3月兼任郴县县委书记。4月在宁冈砻市和毛泽东部队会师，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他当上第十二师师长，就这样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三位主要领导之一。为什么说他是三巨头？因为在那儿，他跟朱德、毛泽东一起领导根据地建设，参与反围剿斗争。1929年8月，他去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，代中央起草指示信，带回赣南传达。这封信强调党的领导，恢复毛泽东在前委职务，他亲自骑马穿越封锁线把信送达。这一步，让他确立了在党内的核心地位，早早成了可靠的人。1930年他任红三军政治委员，率军攻打吉安，1931年起在赣西南支援反围剿，组织乐安宜黄战役。1934年腿伤没好，没跟长征主力走，留在苏区领导游击战，直到1937年出山。但真正让他功劳大立的，还是在新四军时期。1937年9月，他参与新四军组建，任第一支队司令员。1938年5月率部挺进江南，开辟茅山根据地，开展新丰、句容等地战斗。1939年组建江南指挥部，1940年7月率主力进苏北，10月指挥黄桥战役，歼灭韩德勤部一万多人。这战役是新四军的关键一仗，打开了苏北局面。他执行向南巩固、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的方针，放手让粟裕、叶飞、王必成、陶勇这些下属指挥团级作战，苏中第一师成果最多，物资缴获丰富，根据地经济稳固。为什么说他在新四军立下大功？因为他顶着压力，坚持这个政策，部队从分散游击转向大兵团作战。新四军以前多是团以下行动，自行其是，黄桥后就不同了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他任代理军长，指挥讨伐李长江战役，歼五千人，部队发展到十三万五千人。抗战后期，他回到延安，华中根据地运转没受影响。这段时期，他的领导让新四军成为华中抗日主力，贡献显而易见。1945年他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，10月指挥津浦战役，歼敌两万八千人。1946年攻占德州、泰安、枣庄，7月南下朝阳集战役包围敌军。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，组织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，歼李仙洲部、张灵甫部。1948年5月调任中原局第二书记、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，11月参与淮海战役，作为总前委常委协调后勤，全歼国民党主力。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，4月指挥渡江战役，解放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。内战初期，华中有些将领联名要求换人，但军委两全其美，让他地位再升，同时让粟裕挑大梁。历史上，就军事专业来说，他不算顶级名将，但整体贡献让他1955年9月27日获元帅军衔，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转入政府工作，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，推动中外关系。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1岁，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他的生涯，从巴黎到南昌、井冈山、新四军，再到内战胜利，靠的就是早入伍、立功劳，这些实打实的经历让他成为元帅。

根据纪念馆展陈设备提升和园区电路检修需要，为保障施工安全，报经相关部门备案，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现实行临时闭园、闭馆措施，具体情况为： 华东野战军纪念馆及各展馆闭馆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—8月20...

如果彭雪枫不牺牲，55年能授什么军衔？如果不是1944年流弹来得太突然，彭雪枫的名字，很可能会出现在1955年的开国授衔名单里，还是靠前那一列。那一年是新中国军制确立的第一年，军功簿子摊开，每一位将领的履历、战绩、资历都要拿出来摆在桌面上，一笔一笔清算、核实、对比。到最后评出的十位大将，个个都是千锤百炼的野战主官，能打仗，也管得了人。但这十个名额，不是一开始就定死的。初期方案里有15人、13人版本都存在过，如果彭雪枫没死，很难说，这个名单会不会因他而多出一个。当时的新四军里，七个师里出来的基本都进了核心序列。第一师粟裕，是十大大将之一；第二师张云逸，军政全能，虽偏行政但军衔同样是大将；第三师黄克诚，也是大将。第五、第六师的李先念、谭震林，虽然最后没有授衔，但都是后来中共政坛上的顶梁柱。那第四师呢？就是彭雪枫一手带起来的。他不仅是军事主官，还是政委，两头都管。等于一个人顶了两个职务，这种双料干部在新四军内部也不多见。他在新四军的地位，不是靠资历熬出来的，是打仗打出来的。从豫皖苏到淮北那一大片根据地，是他亲自带人、带枪、带纸张一点点建起来的。最困难的时候，部队不满千人，既要作战，又要做群众工作，还得搞宣传、搞政权建设。他写文章，亲自办报，创办《拂晓报》，组织剧团，搞民兵联防，甚至连战时的骑兵营都是他拍板建的。别人开辟敌后根据地靠的是枪和地道战，他是又用枪又用笔，硬生生把一片白区经营成了根据地。新四军那段时间，正处于敌伪夹击的高压之下，顽军、日军、伪军轮番上阵，吃紧得很。1944年夏天，他亲自率部打小朱庄战斗打得干脆利落，但没过几天，又遇上汤恩伯部队的反扑。他带人南下八里庄准备截击溃兵，敌人本身战斗力不强，他分兵追击，按当时的判断，这场仗风险不算太大。可就在下命令之后，为了观察敌情，不幸被流弹击中，抢救无效，三十七岁就倒下了。张震，当时是他的参谋长，这辈子都没放下这件事。他亲眼看着彭雪枫倒下，抱着他喊医生，一边哭一边喊，救不回来。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要是那时候我再强硬一点，非拉他下来不可……那时候部队里谁都知道彭雪枫太爱前线，爱得有点不顾身子，指挥部设在最前沿，看战场要站到墙头去，喊兵听口令得亲自喊。他不是不知道危险，只是太在乎结果。也就少了参与大兵团作战的履历，这对后来的授衔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小的缺口。有人拿这个说事，说彭雪枫没打过辽沈、淮海、平津，也没带过四野、三野这样的野战军主力，履历上比起粟裕、陈赓这些确实单薄些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他没牺牲，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能力，肯定不会被放在后方喝茶看报。新四军改编成华东野战军之后，谁来带第四纵队、第八纵队这些队伍，是要讲传承的。他是老四师的掌舵人，不可能不继续带兵。真要说可能性，他极有可能在鲁南或中原一线继续统军，照这个势头发展，迟早也是兵团主官的级别。就算不去推测那些没发生的事，单凭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，授大将也稳得很。他在红三军团里混得开，彭德怀是提拔他的伯乐。在长征途中，陕甘支队成立时，他是第二纵队司令员，底下带的人都不是一般角色，陈赓、张爱萍、杨勇这些后来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响当当。他能统得住这么多刺头，靠的可不是资历，而是真本事。红军时期的干部，谁跟谁交过手、谁带过谁，圈子里心里都有数。彭雪枫的名字在这圈子里有分量，是被彭德怀当成接班人培养的。红三军团后来的代表人物黄克诚，实际上在抗战中段就开始偏向党政工作，解放战争开始后也是从地方调回来，和前线有段空档。如果彭雪枫还在，很可能就是他接替老彭脉络下来的代表人物。军衔这东西，有制度，但也有人情和象征。1955年授衔是一次全系统的确认，不只是给个人授荣誉，也是给整条战线、整段历史定性。红一方面军、四方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每一条线都要有代表人物。彭雪枫是红三军团的干将，又是新四军第四师的开创者，两头都占了。他的位置，如果没有被那颗子弹打断，授大将几乎没有争议。那元帅有没有可能？如果只看能力，确实强得很。但说实话，这个头衔有它的“结构性壁垒”。要评元帅，得有几样东西：主力红军军团的直接创建人、重要武装起义的组织者、整个根据地或战略区的全面主官，以及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军委直属大兵团的总指挥。彭雪枫在红军时期的确重要，但不是最核心的几位之一。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的地位也高，但还没有上升到军区级或全战区的层面。解放战争他没参与，军委级别的战例更是谈不上。这几条一看，就知道跟元帅那一栏拉不开。说到底，彭雪枫如果没有牺牲，最现实、最稳妥的定位就是大将。不低，也不虚，刚好合身。

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元帅都有谁？1、彭德怀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指挥军队大概在100至135万左右。2、林彪，指挥东北野战军大概在100万左右（主力部队70万加上地方部队）。3、粟裕，指挥华东野战军大概在82万左右。这三位元帅中，除了粟裕没有指挥过100万以上的部队，其余两位元帅都指挥过100万左右的军队。你认为还有哪些指挥过50万以上大兵团作战的将帅？

许世友带出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，改编成第27军，聂凤智是军长，第27军有一位连指导员。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，这位连指导员胆大心细，居然只有三个人，让国民党守军1000多人乖乖放下了武器，实在是创造了一个奇迹。这位连指导员...

来源:历史萌主驾到 ...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，司令员有许世友和聂凤智，一个是开国上将，一个是开国中将，都当过南京军区司令员。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，司令员詹才芳，后来是开国中将。他们清一色的都是红四方面军将领。

粟裕和他的精英团队，后排中间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，开国上将。后排右边，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，开国中将，1988年上将，晚年担任了军委副主席。前排左一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，开国上将。右一华东野战军第...

1947年，一位地主在敌人谈话时，趁机放走了被绑在树上的地下党员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位地主被捕并判了死刑，在临刑前，他大声喊道：“把我当年救过的地下党找来，替我作证！”1947年夏天，北方的麦子刚收完，张家庄一带时常传来枪声，国民党部队正在清剿村里的地下组织。那天清晨，几个士兵押着一名年轻人从村口走过，他的手被绑在身后，额头有道血痕，衣服破烂，神情倔强，村里人站在屋檐下悄悄张望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地主张良清蹲在自家屋后劈柴，听见动静，顺着土墙边抬头看了一眼，他认出了那名被押的人，是春上来村里替乡公所送药的朱玉和，之前还帮他家看过病，朱玉和不常说话，待人很和气。张良清知道他不是普通人，也听过些传闻，说他和共产党有关，但一直没人敢说破，那日，朱玉和被绑在村南头的一棵老槐树上，两个当兵的站在一边抽烟。中午时分，阳光正晒着地皮发烫，张良清提了个饭篮，走到槐树那边，篮里装了窝头和一罐米酒，是给看守的，他说是路过，顺便送口水酒解热，士兵喝得嘴红耳赤，靠在树下打盹。张良清没说什么，从衣襟里摸出一把老剪刀，是以前剪羊毛用的，他蹲在树后装作系鞋带，手伸过去剪断了绑人的绳索。动作不快，但也不拖拉，断口不明显，远处有狗叫，风吹得草哗哗响，朱玉和没回头，脚步轻巧地躲进旁边的玉米地，身影一晃就没了。三天后，部队撤离，有人说地下党又逃脱了一次，也有人说是村里哪个老汉报警的，没人提张良清，他也不出声，那年秋收不错，村里照旧忙种麦子。1951年冬，土改工作队进村，张家庄开始划分成分，老百姓排着队，挨家丈量土地，清点粮仓，登记契约。张良清家的房子大，砖瓦结实，墙上还挂着他父亲留下的私塾字画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衣坐在门口，没人理他，后来被拉到村口的广场，批斗台上点着火把，台下人举着拳头高喊口号。村里不少人曾借过他家的粮，特别是那年闹饥荒，他家开仓借粮救了不少人，账簿上都有字。但这次划分成分时，工作队说他是大地主，还拿出了一张民国年间的地契，说他放高利贷，收重租，剥削农民，有佃户站出来控诉，也有人低着头沉默。工作队按照程序公审，他没有申辩，只问能不能见村支书一面，批斗会后，他被押到县看守所，几天后收到判决，死刑，执行前一天晚上，他想起那年夏天逃走的朱玉和。他跟来看守的干部说，去查一下军区陈连长，左胳膊上有一块烫疤，应该认识朱玉和，他说朱是地下党，是他救过的人。工作组的人起初不信，但还是去翻了旧档案，淮海战役牺牲人员名单里，第三页写着朱玉和，华东野战军侦察连连长，1949年冬在宿县阵亡。部队有过追认，他是烈士，牺牲时二十七岁，档案完整，但没人记录他曾被张良清相救的事。县里组织讨论这个情况，意见不一，有人说既然救的是地下党员，算立功；也有人说地主就是地主，不能因为做过一件事就免罪。最后没有更改原判，张良清在枪决前一直没有再说话，他的尸体被掩埋在西山脚下，没有碑，也没有人来认领。多年后，档案馆整理旧卷宗时发现一封信，是1948年写的，署名朱玉和，信上只写了几句，说曾得一善人相救，来日若有机会定当报答。收件人一栏写着“张家庄张姓地主”，落款只有一个“玉”字，那封信夹在旧账本中，没人知道它何时寄出，也不知张良清是否看过。村里现在早已拆旧建新，老屋早没了踪影，那棵槐树也死了，只剩个干枯的树桩埋在草堆下，村民有时提起张良清，语气里没仇也没敬，大多说他算个怪人，有钱时不横，有难时不跑，说不清是好是坏。说起这事的人越来越少，但旧档案还在，字迹发黄，墨痕斑驳，封面上的“土改审议卷宗”五个字已快看不清。

1947年，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牺牲。下葬前，妻子胡志年带着两个孩子来告别。警卫员抱着的是儿子张定远，才几岁大；女儿张晓卫还在襁褓里，让人看着揪心。1947年3月，一片新堆起的黄土坟茔前，站着几名战士。一位年轻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