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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三十年，乾隆醒来，对一个宫女说，“你来伺候朕冲龙沟。”宫女听完后开心不已，赶紧回应，“奴婢遵旨。”旁边的宫女直勾勾地看着她，又羡慕又嫉妒，要知道这个差事，她们打破脑袋都想干。在紫禁城的等级体系里，“冲龙沟”从不是简单的“伺候漱口”，而是宫女们眼中“低风险高回报”的稀缺机会。这份争抢的背后，藏着深宫里底层宫女最现实的生存逻辑。乾隆冲龙沟用的茶，是杭州每年专属进贡的明前龙井，且必须筛选一芽一叶的极品，这种茶叶在民间本就有价无市。按照宫廷规矩，皇帝用过的茶叶不会丢弃，而是由负责伺候的宫女单独收好，晾干后或托信得过的太监带出宫变卖，或留给宫外的家人。要知道，哪怕是冲泡过一次的残茶，其品质也远超普通人家饮用的茶叶，一次变卖的收入，就能抵得上宫女三五个月的月例钱。对大多出身贫寒、需补贴家用的宫女来说，这是笔不容错过的“外快”。更关键的是“近距离接触皇权”的机遇。清代宫廷里，普通宫女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皇帝一面，更别说得到关注。但冲龙沟是乾隆每日清晨的“头等事”，宫女不仅能近距离伺候，若能把细节做到极致，还可能被皇帝记住。历史上确有记载，曾有宫女因把控水温精准，让乾隆随口夸了句“今日茶温正好”，随后便被调去近侍处当差，脱离了洒扫、浆洗的杂役行列；还有宫女因在乾隆点评茶叶时，得体回应了“明前茶芽嫩，需轻泡方保清香”，被皇后看中调去东宫协助打理琐事，后来出宫时还得了皇后赏赐的嫁妆，成了宫里少见的“体面出宫人”。对宫女们而言，这比物质收益更珍贵，毕竟月例钱是暂时的，而身份的改变可能影响一生。但高回报的另一面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“高风险”与“高门槛”。宫里曾有个宫女，因赶在寅时前回宫，取水时走得太急，导致银壶里的玉泉山泉水晃出少许；被管事太监发现后，直接被贬去浣衣局做最苦的浆洗活，再无出头之日；还有个宫女，选茶时漏了一片带细微虫眼的茶叶，乾隆漱口时察觉茶香有异，虽没重罚，却罚了她半年月例，且永远取消了她伺候近前的资格。这些案例让所有宫女都明白，“冲龙沟”的每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差错，必须经过严苛训练才能胜任。这份训练的细致程度，远超外人想象。单说“取水”这一步，负责的宫女需在子时（深夜11点至凌晨1点）起床，提着特制的双层银壶去玉泉山，乾隆认定玉泉山水质清甜，是冲龙沟的专属水源。路上既不能走太快，怕水晃荡起沫影响口感；也不能走太慢，必须在寅时三刻前赶回宫，赶在皇帝醒来前完成所有准备。回到宫中后，泉水还要经过三层细纱过滤，每层细纱的密度都有规定，第一层滤掉泥沙，第二层滤掉浮游物，第三层则是最后把关，确保水中连一丝纤维都没有。选茶和冲泡的讲究更甚。选茶时，宫女得用象牙镊子夹取茶叶，放在白玉茶盘上，借着烛光一片一片检查；芽头不够饱满的剔除，颜色稍暗的剔除，甚至叶脉不够清晰的也要剔除，有时一筐茶叶挑下来，能用的不过十几克。冲泡时，水温必须控制在85度左右——水烧至水面微微起泡时，立即倒入保温银壶静置，再用银质温度计确认温度（清代宫廷已有简易银质测温工具）。第一泡的茶水只用来“醒茶”，倒入茶盏后数三秒就得倒掉，目的是唤醒茶叶的香气；第二泡才是给皇帝漱口用的，浸泡时间需精准到五秒，既要让茶香充分释放，又不能因泡太久生出苦涩味。乾隆对冲龙沟的细节格外挑剔，这更让宫女们绷紧神经。他每次接过茶盏，都会先低头闻一下茶香，若满意便会点点头，宫女才能松口气；若觉得水温稍低或茶香不足，便会皱起眉头沉默不语，这时宫女必须立即跪下请罪，且不能辩解，只能说“奴婢下次定当仔细”。有经验的宫女都知道，这种时候越辩解越容易惹恼皇帝，沉着认错反而可能获得谅解。对宫女们来说，“冲龙沟”的每个步骤都像在“走钢丝”，既要做到极致的细致，又要时刻揣摩皇帝的心意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们仍愿意拼尽全力争抢这个差事。因为在等级森严的紫禁城里，她们没有家世背景可依，没有权势可仗，只能靠着对每件小事的极致用心，在渺茫的机遇中寻找改变命运的可能。这份争抢，本质上是深宫里底层宫女的生存智慧。她们知道，伺候冲龙沟的茶叶能换钱，能补贴家用；知道近距离伺候皇帝可能获得关注，能脱离底层；更知道，只有把每个细节做到无可挑剔，才能既拿到收益，又避开风险。如今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乾隆的讲究，更看到了那些无名宫女在严苛环境中，用细致与坚韧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努力。对她们而言，“冲龙沟”不是什么宫廷仪式，而是改变命运的“敲门砖”，是深宫里最珍贵的机会。主要信源：（中时新闻网——清朝皇帝早起「冲龙沟」宫女抢着伺候只为了这2泡）

据资料记载，这位女战士牺牲时年仅15岁，但是她已经是红军西路军某团卫生队护士长，虽然年龄小，可是她胆大、心细，在战场上奋力抢救伤员，跟着队伍南征北战，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，所以小小年纪就被提升为护士长。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，张护士长以超乎年龄的沉着与勇气，在战场上践行着医者职责。她仅是一名红五军某团卫生队的护士长，却肩负着沉重的使命。即使年仅15岁，她便已背着药箱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，以柔弱之躯抢救伤员。祖辈的回忆中，当年的医护兵往往没有足够防护，但她仍能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和呼啸的子弹面前保持冷静，用稚嫩却娴熟的双手，为受伤的战友清洗、包扎伤口。一次，她为救治一位重伤班长，手臂被流弹擦伤，却只是简单裹布后便继续投入到救护中，她的行动，无疑是黑暗中的一束光，为绝望中的战士们带去生的希望。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，她手中仍紧紧攥着那磨得发亮的药箱背带，那是她使命与信念的象征。敌人的暴行并未止于杀戮，他们将她的遗体钉在老槐树上，企图以此恐吓红军，摧毁其斗志。现代的15岁少年，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，课本上贴着可爱的贴纸，放学后纠结着奶茶口味，周末约着看新上映的电影，享受着和平年代的无忧。而八十多年前的张护士长，却肩负着比自己还重的药箱，耳边是呼啸的子弹，手里攥着的纱布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。她的青春与生命，永远定格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，换来了今日的安稳与幸福。那棵老槐树，作为这场悲剧的沉默见证者，其粗糙的树皮仿佛依然残留着血迹，无言地诉说着苦难。它与那根药箱背带，共同成为了张护士长牺牲的具象化符号，跨越时空，将这份沉重的记忆与和平现实紧密相连。虽然许多革命先烈的名字或许不被世人尽数铭记，但他们的精神，如同那棵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上的老槐树一般，持续滋养着民族的魂魄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，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，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应该将张护士长这样英雄的故事，以及所有为国捐躯的烈士精神传承下去，让这些珍贵的记忆不被时间冲淡。正如那古老的槐树，其根深叶茂，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，我们将以先烈为镜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努力，誓让那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。多亏了这些前辈们在艰苦年代的牺牲，用他们的热血才换回我们的幸福生活！在这里向所有的先辈们致敬，向这位女战士致敬，你们是真正的大英雄！

这才是1922年婉容与溥仪在颐和园里的真实样貌，并非演戏，也不是影视剧里的演员，而是两人当时的真实模样。大家看看呗！莫要被电视剧中演员的外貌忽悠了

这才是1922年婉容与溥仪在颐和园里的真实样貌，并非演戏，也不是影视剧里的演员，而是两人当时的真实模样。大家看看呗！莫要被电视剧中演员的外貌忽悠了

1901年，慈禧为了取悦洋人，命令军机处大臣赵舒翘自杀，上午八点，赵舒翘接连吃了金子、鸦片、砒霜，却一直熬到了午夜都仍未死去，官差担心无法复命，竟然用麻纸打湿将赵舒翘活活闷死！妻子究竟说了什么，能让赵舒翘在经历了一天的折腾后，最终放弃生的希望，选择赴死？这背后，隐藏着一段晚清的屈辱与无奈。赵舒翘，陕西西安人，自幼聪慧过人，饱读诗书，凭借着自身的才学，在科举之路上一路顺遂，成功踏入仕途。在刑部任职期间，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断案能力，秉持公正，平反了诸多民间冤案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案，这一案件经他之手，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他也因此声名远扬，成为百姓心中的青天大老爷。然而，官场风云变幻，赵舒翘的命运在1900年发生了巨大转折。这一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，八国联军以“保护使馆”为名，悍然发动侵华战争，一路烧杀抢掠，直逼北京。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，一面假意支持义和团对抗洋人，一面又暗中盘算着求和。在这混乱的局势中，赵舒翘被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。慈禧太后先是命赵舒翘前往涿州察看义和团形势。赵舒翘到达涿州后，看到义和团民众对洋人充满了仇恨，且士气高涨，他们声称拥有“刀枪不入”的神功，能够抵御洋人的枪炮。赵舒翘虽对义和团的“神功”心存疑虑，但他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思，似乎有意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，再加上惧怕载漪、刚毅等权贵的权势，最终在向慈禧太后复命时，含糊其辞，没有如实禀报自己的真实看法。随后，局势愈发失控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。为了平息洋人的怒火，求得暂时的安稳，慈禧太后决定向列强求和。而此时，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将赵舒翘指控为“庚子事变祸首”，逼迫清政府必须将他处以死刑，否则就继续扩大战争。面对洋人的压力，慈禧太后为了自保，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赵舒翘。1901年2月，一道赐死的圣旨下达，赵舒翘瞬间从朝廷重臣沦为了待宰羔羊。陕西巡抚岑春煊奉命前来监斩。赵舒翘为人正直，在当地百姓心中威望颇高，消息传出后，西安城内一片哗然，士绅和百姓们自发组织了三百人的请愿团，联名上书慈禧太后，恳请饶赵舒翘一命，愿以全城人的性命作保。然而，慈禧太后心意已决，不为所动。赵舒翘接到圣旨，虽满心悲愤，却也无力反抗。上午八点，他开始执行自尽的命令，先是吞下了金子。在古代，吞金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痛苦的自杀方式，金子进入体内后，会因其重量和形状，对肠胃等器官造成损伤，导致内出血而亡。但赵舒翘身体素质极佳，吞下金子后，只是感到一阵剧痛，却并未危及生命。眼见吞金不死，赵舒翘又让人拿来鸦片。鸦片在当时虽被视为毒品，但也常被用于缓解疼痛，过量吸食可致人昏迷甚至死亡。赵舒翘大量吸食鸦片后，只觉浑身燥热，痛苦难耐，可依旧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此时已至下午，监斩的岑春煊有些不耐烦了，催促赵舒翘赶紧想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赵舒翘无奈，只得又服下砒霜。砒霜是一种剧毒物质，常人只需少量就能致命。赵舒翘服下砒霜后，顿时腹痛如绞，在地上痛苦地翻滚，冷汗湿透了衣衫，可即便如此，他强大的生命力仍支撑着他苦苦坚持。从上午到晚上，赵舒翘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，却始终未能死去。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妻子，看着丈夫如此遭罪，心疼不已，又焦急万分。她知道，若赵舒翘不死，岑春煊无法复命，最终遭殃的还是他们一家人。于是，她凑近赵舒翘耳边，含着泪低声说了6个字：“朝廷不会救你”。听到这句话，赵舒翘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。他一直以来对朝廷心存幻想，以为慈禧太后或许会念及他多年的忠诚与功绩，改变主意赦免他。然而，妻子的话如同一把利刃，刺进了他的心窝。他终于明白，在慈禧太后眼中，他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舍弃的棋子，用来平息洋人的怒火。万念俱灰之下，赵舒翘放弃了挣扎。最终，在家人和狱卒的协助下，用白纸将口鼻糊住，再浇上烧酒，断绝了呼吸。一代忠臣，就这样在痛苦与绝望中离开了人世，年仅54岁。赵舒翘死后，他的妻子也悲痛欲绝，选择服毒自尽，追随丈夫而去。赵舒翘的死，是晚清政治腐败、懦弱无能的一个缩影。他本是一位清正廉洁、有能力有担当的大臣，却因卷入政治斗争，成为了慈禧太后讨好洋人的牺牲品。他的遭遇，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常和历史的残酷。而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，不惜牺牲忠臣良将，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，也进一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。这段历史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那个时代的黑暗与悲哀，也让后人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、腐败必然亡国的道理。

晚清时期，婉容把太监孙耀庭叫进闺房，命令他伺候自己冲澡，谁知，当她解开衣衫，孙耀庭突然低头说：“奴才肚子痛，无法伺候您了！”他刚出门，婉容就笑着说：“明明不是男人，还害羞！”从宫墙到人间：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的风雨人生。晚清的紫禁城，红墙高耸，把外面的风雨挡了个严实，可墙里头的日子，却藏着说不尽的憋屈。孙耀庭那会儿刚被调到婉容身边当贴身太监，每天端茶倒水、铺床叠被，走路都得轻手轻脚，生怕弄出一点声响惹主子不高兴。这天午后，婉容在闺房里歇着，突然朝门外喊：“孙耀庭，进来。”孙耀庭赶紧应了声“奴才在”，低着头快步走进去。屋里熏着淡淡的香，婉容坐在梳妆台前，手里把玩着一支玉簪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天热得很，你伺候我冲个澡。”孙耀庭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他知道伺候主子洗澡意味着什么——得帮着宽衣、递毛巾，全程不能抬头，可即便如此，那种尴尬还是让他浑身不自在。他刚想找个借口推脱，婉容已经站起身，自顾自解开了衣衫的盘扣。孙耀庭的脸“唰”地一下红了，头埋得更低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。他脑子里飞速转着主意，突然捂着肚子，弯下腰，声音带着点急促：“主子恕罪，奴才……奴才突然肚子痛，实在没法伺候您，您找别人来吧！”婉容看着他慌慌张张的样子，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，语气里带着点调侃：“明明不是男人，还害什么羞啊。”孙耀庭没敢接话，趁着婉容没发火，赶紧躬身退了出去，出门时后背都被汗打湿了。这样的屈辱，对孙耀庭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。他在婉容身边，就像个没有感情的工具，主子高兴了，赏块点心；不高兴了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更让他心寒的是，有一次溥仪收到日本人送来的点心，竟直接把他叫过去：“你先尝尝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”孙耀庭拿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，心里却凉得像冰——在主子眼里，他的性命还不如一口点心金贵，万一点心有毒，他就是第一个替死鬼。可他不敢说不，只能强颜欢笑，说点心味道好。那种任人摆布的无力感，像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，让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时间倒回1902年，天津静海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孙耀庭出生在一户贫苦农家。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，姐弟几个冻得缩在炕角发抖。孙耀庭从小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，小小的年纪，手上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在那个年代，穷苦人家想改变命运，似乎只有一条路——送孩子进宫当太监。虽然这条路要遭大罪，还要忍受旁人的白眼，但至少能吃饱穿暖，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帮衬家里。孙耀庭九岁那年，村里出了件大事——曾经在宫里当大太监的“小德张”衣锦还乡了。小德张坐着八抬大轿，穿着绫罗绸缎，身后跟着好几个随从，给村里的乡亲们发银子、送粮食，那排场，让全村人都看呆了。孙耀庭的父母看着这一幕，眼里满是羡慕，心里也动了念头：要是耀庭能像小德张一样，家里的日子就能好过了。夫妻俩商量了好几天，最终咬着牙做了决定。可家里实在没钱请专业的净身师傅，孙耀庭的父亲只能找了一把平时剃头用的刀，用开水烫了烫，就算是消毒了。那天晚上，孙耀庭被按在炕上，他看着父亲手里的刀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却连哭都不敢大声哭——他知道，这是家里唯一的希望。没有麻药，没有止痛的药，手术的痛苦让孙耀庭当场昏了过去。他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，伤口一次次感染，高烧不退，好几次都差点没挺过来。母亲守在他床边，天天以泪洗面，父亲也唉声叹气，后悔又心疼。好不容易熬到能下床了，一个晴天霹雳却砸了下来——辛亥革命爆发了，清朝灭亡了，太监制度也被废除了！孙耀庭一家人都傻了眼，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连皇宫的大门都没摸到，梦想就碎了。回到村里，孙耀庭成了大家嘲笑的对象。孩子们跟在他身后喊“假男人”，大人们也指指点点，说他是“废人”。他不敢出门，只能躲在家里，看着自己残缺的身体，心里充满了绝望。那段日子，他甚至想过一死了之，是父母的劝说和不舍，才让他慢慢挺了过来。虽然皇宫进不去了，但孙耀庭的父母还是没放弃。他们托了好多关系，终于把孙耀庭送到了载涛贝勒府当差。载涛是溥仪的叔叔，家里虽然不如皇宫气派，但也是个有头有脸的贵族府第。孙耀庭很珍惜这个机会，干活特别勤快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打扫院子、伺候贝勒穿衣吃饭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。他脑子灵活，学东西快，贝勒交代的事，他总能办得妥妥帖帖。载涛很喜欢他，经常跟别人夸：“这孩子机灵，是个好苗子。”可孙耀庭心里，还是想着进紫禁城。他觉得，只有到了皇宫，才算真正熬出了头。后来，他通过府里一个老太监的关系，终于踏进了紫禁城的大门。刚进宫时，他只是个最底层的小太监，干的都是最辛苦的杂活——挑水、劈柴、打扫宫殿，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还经常被管事太监欺负。但孙耀庭没抱怨，他知道自己没背景，只能靠自己。他利用空闲时间跟着识字的太监学习，还偷偷练唱戏——宫里经常有戏班子演出，他觉得这是个能出头的机会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端康皇贵太妃听了他唱的戏，觉得他嗓子好、有灵气，就把他调到了戏班。到了戏班，孙耀庭的日子才算好过了点。他不用再干重活，还能经常见到宫里的大人物。可好景不长，1923年，建福宫突然着了大火，宫里的好多珍宝都被烧了。溥仪怀疑是太监们偷了东西，怕被发现才放的火，一气之下把宫里的太监都赶了出去。孙耀庭又一次没了去处，只能收拾行李回了老家。在家待了没几个月，宫里又传来消息，要召回一部分太监，孙耀庭赶紧又回到了紫禁城，还成了婉容的贴身太监。本以为能安稳几天，可1924年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，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。孙耀庭也跟着溥仪离开了生活多年的皇宫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日子。后来，溥仪去了伪满洲国，孙耀庭也跟着去了。可在那里，他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溥仪成了日本人的傀儡，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，对下人也更加刻薄。孙耀庭在那里没待多久，就患上了肝硬化。溥仪怕被传染，只给了他500元钱，就把他遣散了。那一刻，孙耀庭知道，自己的太监生涯，彻底结束了。被遣散后的孙耀庭，一度陷入了绝境。他没有亲人，没有手艺，身体还不好，只能靠乞讨为生。冬天睡在破庙里，夏天躲在桥洞下，日子过得比在宫里还苦。他甚至觉得，自己这辈子，可能就要这样潦倒下去了。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孙耀庭的人生才迎来了转机。政府工作人员找到了他，了解了他的情况后，不仅给了他救济粮，还为他安排了工作——先是让他在北京管理寺庙事务，后来又把他调到广化寺当出纳。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，孙耀庭激动得手都在抖。那几十元钱虽然不多，但这是他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，是有尊严的收入。他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不用像个工具一样任人摆布。在广化寺里，他每天记账、整理文件，工作虽然不轻松，但他做得很认真。闲暇时间，孙耀庭还跟着寺庙里的师傅学习文化，练习书法。他把自己的经历一点点写下来，刚开始只是记在小本子上，后来有人知道了他的故事，鼓励他写成一本书。于是，孙耀庭花了好几年时间，回忆自己的一生，写下了自传《中国最后一位太监》。这本书出版后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人们通过他的文字，了解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宫廷生活，了解到了太监这个群体的苦难与无奈。孙耀庭也成了名人，但他并没有因此骄傲，还是像往常一样，在广化寺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1996年，孙耀庭在广化寺安详离世，享年94岁。他的一生，见证了清朝的覆灭、民国的动荡，也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。从一个被命运捉弄的贫苦少年，到宫廷里任人摆布的太监，再到新时代有尊严的劳动者，孙耀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，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。他的故事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沉浮，更是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现代国家的缩影。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，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和苦难，只要不放弃，总能等到属于自己的光明。而那个曾经充满屈辱和苦难的时代，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见证者，才更加清晰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。

李渊退位后，过得相当苦闷憋屈，一开始还可以和宫中貌美宫女吃喝玩乐，后来李世民看到心中不满，委婉的对李渊说：您的宫女太多，不如回家嫁人。而后，一口气放了三千宫女出宫，没几年李渊就郁郁而终。李渊这辈子，真算得上是大起大落。566年，他生在长安，家里是大周的贵族，七岁就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，起点高得吓人。隋朝时，他在各地当过刺史、太守，混得风生水起。617年，隋朝乱成一锅粥，他瞅准机会，在太原起兵，带着儿子李世民、李建成他们，一路打到长安。618年，他废了隋恭帝，自己坐上龙椅，建立了唐朝，年号武德。那几年，他忙着收拾残局，灭掉薛仁杲、王世充这些割据势力，还搞了均田制、府兵制，把国家治理得有模有样。可到了晚年，麻烦来了。三个儿子，李建成是太子，李世民功劳最大，李元吉偏帮大哥，兄弟几个明争暗斗，李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626年，李世民忍不了了，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干掉，彻底掌握局面。李渊没办法，只好退位当太上皇，搬到弘义宫去。从那天起，他的生活就变了样。刚退位时，李渊日子还算过得去。住在太极宫里，身边一大群宫女伺候着，吃喝玩乐不愁。史书上没细说他都干了啥，但想想看，一个当惯皇帝的人，突然没事干了，身边又有那么多年轻貌美的宫女，估计也就是吃点好的，喝点酒，找点乐子打发时间。那会儿，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挺享受，毕竟不用操心朝政了。可这种日子没持续多久，就让李世民看不下去了。李世民登基后，忙着收拾朝纲，整顿国家，看到老爹这么“堕落”，心里肯定不舒服。他觉得宫里人太多，太浪费资源，而且一个太上皇天天跟宫女混在一起，成何体统。于是，626年8月，他找了个机会，婉转地跟李渊提了建议，说宫女们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放她们回家嫁人。李渊没法反驳，毕竟儿子是皇帝，他只是个太上皇。没多久，李世民就下令放了三千宫女。这事儿在《旧唐书》里有记载，时间是626年8月18日，一下子宫里空了一大半。三千宫女走了，李渊的生活立马变味儿了。太极宫冷冷清清，往日的热闹没了影儿。他从一个有权有势的皇帝，变成了连消遣都找不到的老头子。629年，李世民又把他从太极宫迁到大安宫，说是太上皇生活太奢靡，不合适。大安宫虽然也不差，但位置偏僻，条件比太极宫差远了。《资治通鉴》里提到，大安宫夏天热得要命，冬天又冷得不行，李渊住在那儿，日子过得更憋屈了。没了宫女，李渊每天能干啥呢？史料里说他还保留了点兴趣，比如看看书，练练书法，偶尔跟几个文人聊聊天。他还挺能生的，退位后又纳了几个妾，生了几个孩子，家里人口还挺多。不过，这些都填补不了内心的空虚。宫里伺候他的人越来越少，大部分时间他只能一个人发呆。634年，李世民给他修了个大明宫，说是避暑用的，可惜还没完工，李渊身体就撑不住了。635年5月6日，他在垂拱殿去世，69岁。死的时候，朝廷办了个丧礼，但跟他在位时那排场比，差得不是一点半点。李渊死后，葬在献陵，谥号改了好几次，最后定为“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”。听起来挺威风，可他晚年的日子，真是苦闷得让人叹气。从皇帝到太上皇，他亲手打下的江山，最后却连自己的生活都做不了主。李世民放宫女这事儿，表面上是节省开支，实际上也透着点权力斗争的味道。毕竟，一个太上皇要是过得太舒服，太有影响力，对新皇帝来说可不是好事。回过头看，李渊这人挺矛盾。他有本事开创唐朝，可管不住自家儿子，导致晚年这么凄凉。他的经历让人感慨，权力这东西，拿得起不一定放得下。退位后那几年，他从一开始的享乐，到后来的孤单，再到郁郁而终，真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说明当皇帝也不全是风光。

1834年，52岁道光皇帝陪着全贵妃吃晚膳，而在一旁侍奉的18岁宫女，让皇帝心中躁动不已。全贵妃便说：“万岁爷，今晚不要走了，就让我的宫女陪你侍寝吧！”道光直夸全贵妃懂事，晚上留宿全贵妃宫中。那宫女叫钮祜禄氏，刚从内务府选进宫没多久，脸上还带着江南水乡养出来的嫩气，端着汤碗的手微微发颤，指尖蹭到描金的碗沿，印出点浅白的痕。全贵妃看在眼里，用银簪子拨了拨碗里的莲子，轻声道：“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给万岁爷布菜。”钮祜禄氏忙低眉应了，踮着脚往道光面前的碟子里夹了块糟鹅掌。道光的目光落在她露在袖口外的皓腕上，那腕子细得像春柳抽的新条，比全贵妃腕上戴的东珠镯子还晃眼。全贵妃适时地放下筷子，用丝帕按了按嘴角：“臣妾这几日总觉得乏，怕是要先歇下了。万岁爷慢用，有伶仃（钮祜禄氏小名）伺候着呢。”道光“嗯”了一声，眼睛却没离开钮祜禄氏。等全贵妃带着宫女退出去，殿里只剩他们俩，他才慢悠悠地开口：“你是全贵妃宫里的？进宫多久了？”钮祜禄氏把汤碗往他跟前挪了挪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哼：“回万岁爷，奴婢去年冬天进的宫，一直在贵妃娘娘跟前当差。”她头垂得低低的，后颈的碎发被烛火映得泛着绒光，道光伸手捏了捏她的耳垂，她“呀”地低呼一声，身子往旁边缩了缩，却不敢真躲开。那天夜里，钮祜禄氏就留在了道光的寝殿。第二日天刚亮，全贵妃派来的宫女就捧着一身新衣裳来，见她坐在床沿发愣，鬓边还别着道光赏的赤金点翠簪，便笑着福了福身：“小主醒了？贵妃娘娘让奴婢来伺候小主梳洗，说万岁爷已经吩咐内务府，要给小主抬位分呢。”钮祜禄氏摸着那支沉甸甸的簪子，指尖还在发颤。她原以为不过是偶然承了恩宠，哪想到竟真能脱了宫女的身份。可等梳洗妥当去给全贵妃请安，见全贵妃正对着镜子描眉，语气淡淡的：“往后你就是万岁爷的人了，在御前当差得懂规矩。记着，谁给你的体面，就该向着谁。”她这才懂，那晚全贵妃看似“懂事”的退让，原是给自己铺了条路。道光虽夸全贵妃懂事，心里却记着钮祜禄氏的新鲜。没过几日，内务府就传了旨，封钮祜禄氏为“琳常在”，挪去了东六宫的承乾宫。可后宫的日子哪有那么容易。琳常在年轻，不懂那些弯弯绕绕，有时道光来，她想起全贵妃的嘱咐，想说几句贵妃的好话，却总被其他嫔妃截了话头。有回丽嫔当着道光的面打趣她：“妹妹刚从贵妃宫里出来，倒是比旁人更懂贵妃娘娘的心思。只是不知，是贵妃娘娘的心思，还是妹妹自己的心思？”这话夹枪带棒，她脸涨得通红，却不知怎么反驳。还是道光替她解了围：“小孩子家懂什么，你们别欺负她。”可转身却又问她：“全贵妃近来总说乏，你在她宫里时，她也常这样？”她这才惊觉，帝王的恩宠从来不是踏实的依靠。道光夸全贵妃懂事，是因为需要一个识大体的贵妃打理后宫；他临幸她，是贪她的年轻鲜活。可等新鲜劲过了，或是她成了谁的“棋子”，这恩宠说没就没。后来过了两年，琳常在怀了龙胎，被晋成琳贵人。那天她去谢全贵妃，全贵妃摸着她的肚子笑：“你看，日子总会好的。只是记着，在这宫里，谁都靠不住，唯有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才是真体面。”她摸着肚子点头，窗外的阳光落在金砖地上，亮得有些晃眼。她想起18岁那年陪膳的晚上，道光眼里的躁动，全贵妃唇边的笑意，原来都藏着算计。帝王家哪有什么“懂事”的成全，不过是你退一步，我给你几分好处，大家借着“体面”二字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参考书籍：《清实录·道光朝实录》《晚清宫廷生活见闻》

古代有个小妾，仗着丈夫宠爱，天天羞辱正妻。一天，她又跑到正妻房里讽刺对方，不料直到晚上还没回去。丈夫察觉不对，破门而入后发现小妾已死，而正妻的床上竟趴着一只老虎。方荷香出生在官宦人家，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名叫叶荐的穷书生，还与他私定了终身。那会儿官宦小姐嫁穷书生，简直是捅破天的事。方荷香爹气得摔了茶碗，骂她不知好歹，她却铁了心，偷了家里的银钗当盘缠，跟着叶荐回了乡下破屋。原以为是有情饮水饱，没成想叶荐一朝考中功名，竟先遣人来接她，后头还跟着个娇滴滴的小妾柳儿。柳儿是叶荐做官后纳的，仗着叶荐新鲜劲儿，眼里没半点方荷香。一会儿嫌方荷香穿得素净丢叶荐的脸，一会儿又指桑骂槐说正妻占着位置不顶用。方荷香念着当初的情分，总劝自己忍忍，可柳儿得寸进尺，那天竟直接掀了方荷香桌上的针线笸箩，笑着说“瞧这粗针大线的，也配是官夫人做的？”谁也没料到柳儿这一去就没回来。叶荐天黑了才想起人，撞开方荷香房门时，柳儿倒在地上没了气，而方荷香床边，真卧着只皮毛金灿灿的老虎，正眯着眼看他，却没伤方荷香一根头发。旁人都说是方荷香积德，得了山神护佑，可细想这故事，哪是什么老虎显灵？不过是把正妻的委屈攒成了奇幻的底气。古代女子没别的法子，受了欺负只能盼着“天开眼”，才编出这样的故事。柳儿的跋扈是真的，叶荐的薄情也是真的，倒是方荷香，从为爱私奔到被小妾欺辱，她的苦，比那老虎的凶相更让人心里发沉。

1940年，18岁的袁竹林受尽日军欺辱，当日军发现她怀孕后，竟让她脱下衣服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并在她肚子上放一张木板凳，接着，进来一个200多斤的胖子，冷笑一声，坐了上去。说起袁竹林这个人啊，她是1922年出生在武汉一个穷苦人家里的普通姑娘。从小家里穷，她和妹妹们都早早被送出去当童养媳，15岁那年就嫁给了汪国栋，那家伙是个汽车司机，人还算老实，两人婚后感情不错，生了个女儿。日子虽说不富裕，但也算平稳。谁知道1938年日军打到武汉，汪国栋被单位调到重庆去帮忙，留下袁竹林母女俩在家。她婆婆不是啥好人，看不上她，赶她出门。她只好带着孩子到处讨生活，日子过得苦哈哈的。1940年春天，她听说有个叫张秀英的女人介绍去鄂州旅馆当服务员，工资还挺高，她心想这能养家，就跟其他几个姑娘一起去了。结果一到那儿，就被日军士兵围住，押到个围墙高筑的庙里，那地方其实是日军设的慰安所。她们被强迫脱衣服检查身体，从那天起就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。袁竹林被起了个日本名字叫“玛沙姑”，门上挂着牌子，每天得接待十几个日军士兵。那些士兵根本不把人当人看，不戴套子，传染病到处传。她刚去的时候，日本兵知道她是新人，没病，就不带避孕套，结果没多久她就怀孕了。怀孕在慰安所是件麻烦事，她自己也怕孩子生下来遭罪，曾想办法打掉，但没成。日军发现后，不给任何医疗帮忙，反而用更狠的办法对付她。他们把她拖到个小屋里，逼她躺在水泥地上，肚子上放张木板凳，然后让个两百多斤的胖兵坐上去压。压完后她大出血，孩子没了，她的身体也从此坏了，再也不能生孩子。这事不是编的，是她后来自己讲出来的，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日军太没人性了。袁竹林在慰安所呆了几年，中间还被日军军官看中。先是一个叫藤村的军官把她要过去，当私人用的，后来又转给另一个叫西山的军官。西山对她还算有点人样，没那么粗暴，两人甚至发展出点感情。1942年春天，他们俩偷偷跑了，一起生活到战争结束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西山问她要不要跟他回日本，她拒绝了，选择回武汉找母亲。回到家，她发现女儿早在两年前饿死了，这打击让她差点崩溃。她身体坏了，不能生育，1946年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个女孩，叫程菲，当养女。后来她嫁给了廖斌，靠洗衣服、打零工过日子。日子本来慢慢平静下来，谁知50年代末，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，她母亲忍不住把她被日军害的事说了出去。本来想博同情，结果村里人开始歧视她，叫她“日本姨子”。街道上还把她户口吊销，房子没收，逼她去黑龙江北大荒劳动改造。她带着养女去了那儿，种地、割豆子，冬天冻得要命，一个月只分6斤豆饼，丈夫廖斌受不了跑了。她在那儿熬了17年，1975年才回武汉。这些年她没少受罪，但她没怨天尤人，就是心里憋着股气，对日军那些事耿耿于怀。90年代开始，有些学者和记者开始调查慰安妇的事，袁竹林是少数敢站出来讲自己经历的人。她知道这会让人看不起，但她觉得不说出来，后人就忘了那些苦。她参加了好多活动，1998年去多伦多控诉日军罪行，2000年去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作证，讲了日军怎么强迫她，怎么虐待她。她讲得时候，手还抖，但她抬头说：“我18岁本该嫁人做妈，是他们毁了我一生。我活下来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干了啥。”她的证词字字带血，让法庭上很多人掉泪。她还写信给日本政府，要求道歉和赔偿，但日本那边一直拖着不认账。她晚年靠每月120块钱生活费过日子，身体不好，头疼腰疼都是当年落下的病根。2005年，她又发表了《向日本政府讨公道》的控诉书，说日本欠中国妇女一个说法。可惜她没等到日本正式道歉，2006年3月29日在广东湛江逝世了，84岁。她的养女程菲后来捐了她的一些东西给南京的慰安妇纪念馆，那件旧棉袄还在那儿展着，当历史见证。袁竹林的故事不是孤例，二战时日军在亚洲强征了40多万妇女当慰安妇，中国就有20多万。她们大多来自穷苦人家，被骗被抓，遭受非人待遇。很多人死在慰安所里，有的被杀灭口，活下来的也大多不能生育，精神出问题。袁竹林算幸运的，她活下来了，还敢讲出来。但想想那些没讲出来的，得有多少苦埋在心里。日军那些军官和士兵，没一个是好东西，他们把人当工具使，毁了多少家庭。袁竹林的丈夫汪国栋去了重庆后就没音讯，她婆婆赶她出门，张秀英骗她去鄂州，那些日军士兵天天排队糟蹋她，藤村和西山虽说占有她，但本质上还是利用。西山后来想带她回日本，也不过是自私，不想她留在中国的麻烦。这些人没一个值得同情，他们的行为就是战争罪行。